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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大觀義學的創設背景：林本源家族與分類械鬥

林本源家族的來臺始祖為林應寅，乾隆四十三年年（1778）自漳州府龍溪渡海，落腳新莊，設帳授徒。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）北臺大地震，形成「康熙臺北湖」^[1]，淡水河岸的新莊（指新莊街）[2]正好面湖，衍成內海港，從福建、廣東等各口岸開抵的巨舶多泊於此；乾隆十七年（1752）新莊設「新莊巡檢署」，嘉慶四年（1799）又設「新莊縣丞」。移民大規模在新莊平原鑿圳[3]，興設水利，使水導不通、稻作不植的荒埔地，變成良畝，農業富饒，帶動米糧輸出與日用品的輸入與消費，自乾隆中葉到嘉慶末年，新莊街千家煙火，萬商雲集，是大甲溪以北的首要城市，享有「一府二鹿三新莊」^[4]之美譽。

　　第二代林平侯^[5]，是林本源家族的奠基人，十六歲（或曰二十歲）來臺依父，受傭新莊米商鄭谷，不數年蓄積數百金，鄭谷再借資千金，自創商號^[6]。由於新莊平原米產之故，淡水河流域以運銷「米」為經貿之最大宗，林平侯乃利用水運、海運，以販米為業。米業發跡的林平侯，再與竹塹（今新竹）林紹賢^[7]合辦全臺鹽務，插手樟腦，拓展航運至華南、天津、營口等地，躍升臺灣富紳。嘉慶三年（1803）由商轉政，納捐五千餘兩，得縣丞為起捐官品，再捐知州，分發廣西，任潯州通判兼攝來賓縣事，旋補桂林同知，再陞南寧府知府、柳州知州，前後約十年^[8]，嘉慶二十一年（1816）辭官賦歸。返臺之際，北臺械鬥正熾，新莊當要衝必爭之地，為了避免捲入紛爭，嘉慶二十三年（1818）林平侯帶領全家遷徙大嵙崁（今桃園大溪）^[9]。

　　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）林平侯卒。有五子：長子國棟，早卒，家號飲記；次子國仁，家號水記；三子國華，家號本記；四子國英，家號思記；五子國芳，家號源記；合稱「飲水本思源」。國華與國芳為嫡生，共同管理資產，謂曰「本源」，^[10]「林本源」名號由此而來。道光二十七年（1841），林國華、林國芳於板橋築「弼益館」點收租穀；咸豐三年（1853）興建三落大厝，正式自大嵙崁入主板橋。此年，臺北爆發了臺灣史聞名的大械鬥「頂下郊拼」。

　　咸豐年間，淡水河沿岸最重要的河港都市已由艋舺（今萬華）取代新莊崛起，商業碼頭掌握於三邑人（晉江、南安、惠安）手中。咸豐三年（1853），下郊三邑人與頂郊同安人，因釁火拼，兵燹綿延，其後安溪人將鄉土神廟清水巖祖師廟^[11]，借給頂郊人焚燬，使順利衝燒同安人八甲庄，三邑人大勝，同安人敗退大龍峒附近的大稻埕。頂下郊拼原係泉州人的異縣械鬥，三邑、同安、安溪皆泉州府轄下縣，然而漳人卻因複雜原故而捲入戰爭，《臺北市志》：「頂下郊拼起自咸豐三年（1853）細故搆釁，卒至大動干戈，各盡死力火拼，直至咸豐九年（1859）秋八月，下郊人不願拖延戰事，決定採取最後手段，驅迫頂郊人入淡水河，然此計謀事先被頂郊人探悉，先發制人，向中立派的安溪人借用清水巖祖師廟，放火焚燒，趁火直搗下郊人之根據地八甲庄，板橋林本源（林國芳）與淡水黃阿蘭（黃龍安）於此時加入戰局，遂引爆全面性之漳泉拼分類械鬥。^[12]」

　　其實，咸豐三年林本源為了逮捕欠租佃人也曾引爆漳泉拼，被捕佃人均屬泉籍，租佃泉人全面反抗，林本源召漳人對打，泉人不支，求援於咸菜硼（今關西）陳福成墾號，雙方激戰，難分勝負。咸豐五年（1855）林國華、林國芳，興築「枋橋城」準備長期抵禦泉人。陳培桂《淡水廳志》：「枋橋城堡，在擺接堡。週圍約二里，皆甃以瓦，設四門。咸豐五年，紳民捐建。^[13]」所謂「紳民捐建」其實為：林本源策畫、捐款、守備。日人淀川喜代治《板橋街誌》：「板橋之周圍築高一丈五尺厚二尺餘之城牆，沿內側城牆築造高六尺寬五尺之馬路，於城牆每距離約一丈五尺造槍口供射擊之用，於東西南北造四大城門，進而為圖住民汲水或洗濯之便，於各門與門之中間設四個水門，於各大城門築城樓，再從現市場前起向北（通於社後之路）十數間前築造了敵樓（當時稱為高銃樓）。^[14]」四大城門之外，另有小東門；東門在今慈惠宮之東，小東門在今文化路與北門街交口處，西門在今接雲寺前，南門在今館前西路和南門街交會口，北門在今北門街口北門橋一帶。每座城門駐紮林家壯勇十餘名，黃昏關閉，僅留狗空（竇）供進出，城內設置警衛系統與夜間巡更制度^[15]。光緒六年（1880）臺北府城建立以前，「板橋城」是臺北盆地唯一具備城牆的防禦性都市。

　　咸豐九年（1859），漳泉拼大爆發，《淡水廳志》：「枋寮街火，漳同（漳州人、同安人）互鬥，并燒港仔嘴、瓦窯、加臘仔等莊，旋而擺接、芝蘭一、二堡亦鬥，縱毀房屋。^[16]」此時，林國華已於咸豐七年（1857）卒，林國芳以其財力及武力，受漳人擁戴為領袖，泉人瞭解要瓦解漳人，唯有先攻下板橋林本源，黃龍安為首的泉人聯軍，全面進攻板橋城，林國芳招募丁勇應戰。王國璠《板橋林本源家傳》：「九年五月，恩賜舉人，捷訊方傳，而漳泉復鬥，禍之慘，前所未見。其際國華已逝，公獨扼其衝，於城外四隅數百尺處，設寨建碉，架火砲，遴敢死者司射擊。懸巨鑼，有警鳴之，與城中相呼應。七月，滬尾黃某率艋舺、新莊、坪頂（今林口）、和尚洲（今蘆州）、港仔墘（疑當作陴仔墘，今板橋新埔附近）、加蚋仔各鄉莊豪勇者三千餘人，攻枋橋。新店溪而下，火光燭天，哭聲遍野。^[17]」

　　翌咸豐十年（1860）正月農忙，雙方暫時停歇，九月晚稻收割後，戰事又爆。此次，林國芳先破泉人的新莊、港仔嘴、西盛等，泉人極其狼狽，和談之聲高唱入雲。安溪人白其祥領導安溪人嚴守中立，奔走於黃龍安與林國芳之間，最後達成協議。然而咸豐十一年（1861），復因開墾烏突堀，林國芳與黃龍安再起爭鬥，林國芳率領漳人再度大破新莊、西盛，禍焰延及於大坪頂（今林口）、桃仔園（今桃園）。^[18]

    械鬥漸止，清廷鎖定懲處林國芳，同治元年（1862）閩浙總督慶瑞、福建巡撫瑞璸上奏，將林國芳革職、交省嚴辦。《清穆宗實錄選輯》：「同治元年元月十九日（壬寅），諭〔內閣〕：『慶端、瑞璸奏：「請將橫行閭里、糾眾焚搶之紳士革職審辦」等語。福建臺灣淡水廳紳士鹽運使銜候選郎中林國芳，因與泉州人民挾嫌，輒將泉人耕種該紳士之田恃強起換，另招漳州人民耕種，致激漳泉民人互相鬬殺。該員復敢招募壯勇四出焚搶，幾至激變；實屬為富不仁，目無法紀。林國芳着即行革職，交慶端等派員提省，嚴行審辦；並勒令兩造交出兇要各犯，一併解省徹底根究，毋稍疏縱。』^[19]」相傳，林國芳死在押送京城的途中[20]。

　　林國華生二子：林維讓、林維源。林國芳無子，過繼林維源為嗣。經年累月的拼鬥，林本源傷亡慘重，林家論功行賞、厚恤亡者家屬，並收埋屍骸、建祠慰靈，王國璠說是「撥重金勞遺族，築迪毅堂祀陣沒^[21]。」林本源家族改由林維讓、林維源兄弟接續掌理，痛定思痛，遂以臺北漳人領袖的身份，破除情面，嫁妹泉州舉人莊正，出資倡建大觀義學，以示調解糾紛與致力祥和的誠意與決心。光緒年間，閩浙總督何璟請恢復林國芳原官職^[22]，後林維源顯貴，林國芳誥封通奉大夫、晉光祿大夫、正室一品榮銜。

四、〈大觀義學碑記〉所述義學的成立與目的

　　分類械鬥，是民間的武力衝突，對立雙方因利益分配失衡、種族及地緣意識強烈，形成分偏黨護，偶一細虞便列械而鬥、累世仇殺，造成家破人亡、哀鴻遍野，不僅危及地方安寧，更延遲經濟、文化的發展，影響巨大，洵為臺灣清治時期社會動盪不安的重大因素之一。姚瑩〈上督撫請收養游民議狀〉：「竊見臺灣大患有三：一曰盜賊，二曰械鬥，三曰謀逆。」[23]〈與湯海秋書〉：「及其弊也，一耗於奢淫，二耗於詞訟，三耗於械鬥。[24]」分類械鬥的嚴重性可見一斑。

　　康熙六十年（1721）朱一貴事件引起鳳山縣「閩粵械鬥」是首次案例，到光緒年二十一年（1985）臺南學甲堡的謝黃兩族「異姓械鬥」[25]，清治二百餘年，總計高達一百二十五次[26]，乾隆末至嘉慶初、咸豐至同治，為兩大高峰期[27]。劉家謀《海音詩》自註：「北路則先分漳泉，繼分閩粵；彰淡又分閩番，且分晉南惠安同。南路則惟分閩粵，不分漳泉。然俱積年一鬥，懲創即平；今乃無年不鬥，無月不鬥矣。」[28]道光十九年（1849）來臺任訓導（或曰教諭）的劉家謀，咸豐二年（1852）夏秋之交養病休閒，聞海吼而發乎吟詠，刻意倣白居易「秦中新樂府」^[29]的寫實精神，組成百首絕句《海音詩》，「今乃無年不鬥，無月不鬥矣」，蓋咸豐年的客觀實錄；大觀義學興建前的大械鬥即發生在第二高峰期。

    清政府於臺灣設置義學，其初始目的與中國邊遠地區同，乃企圖通過教化以收控管之功能。官方思維，臺灣不僅孤懸海隅，是皇威莫及的偏疆，臺灣還民性憍悍、風俗浮動而亂盪難治，更應強化基礎蒙學來革弊應對。朱一貴事件甫平，參贊南澳總兵藍廷珍戎幕的藍鼎元〈覆制軍臺疆經理書〉：「臺灣之患，又不在富而在教，興學校，重師儒，自郡邑以至鄉村，多設義學，延有品行者為師，朔望宣講聖諭十六條，多方開導，家喻戶曉，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字轉移士習民風，斯又今日之急務也。[30]」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）分巡臺灣兵備道徐宗幹，在府城小西城外新建南廠義學，訂定〈設義塾約〉：「臺郡城鄉子弟，浮蕩者多，皆由養蒙未得其正。大半苦無恆產，無力延師教課，及長成，或不免流為匪類。[31]」臺灣方志內相關書寫屢見不鮮，康熙三十五年（1696）高拱乾《臺灣府志‧風土志》：「人情之厭常喜新，交誼之有初鮮終，與夫信鬼神、惑浮屠、好戲劇、競賭博，為世道人心之玷，所宜亟變者亦有之。夫以雕題黑齒之種，斷髮文身之鄉，一旦閩擴為九，縣設而三，滌疵蕩穢。[32]」這種風俗民性之說，大氐成為宦臺人士對臺灣的最普遍解讀，也被視為分類械鬥與官方所謂「民變」的禍首。

　　其實，臺灣械鬥頻繁，是多元因素總和之結果。就政治因素言，牡丹社事件[33]之前，清廷消極治臺，吏治窳敗。藍鼎元《平臺紀略》：「官吏孳孳以為利藪，沉緬樗蒲，通宵連曙。[34]」徐宗幹〈答王素園同年書〉：「各省吏治之壞，至閩而極，而閩中吏治之壞，至臺灣而極。[35]」劣官不能善盡護民之責，遇有糾紛，臺人每自行率眾、私相逞鬥。同時，清治之初，嚴禁移民攜眷渡海，造成畸型人口結構，青壯男多、婦女絕少，羅漢腳[36]隨處充斥，結黨滋事。尤甚者，政府常挑撥族群矛盾，進行分化，擴大閩粵或漳泉之間的衝突，操弄牽掣以削弱反清力量，因此臺灣族群意識始終壁壘分明。就經濟因素言，乾隆中葉後，臺灣南北已先後開發，可容納新移民的土地縮減，為了爭取拓墾空間，遂組成對立的各個勢力，強割佔耕、連塍爭水，只要毫釐口角都能釀成大衅。洎商業興起，又為了搶碼頭、競營利，照樣蠻觸狠拼、互不相讓。械鬥也就愈演愈熾，層出不窮。

　　莊正〈大觀義學碑記〉所述內涵包括：大觀義學的教化功能、大觀義學的建設沿革、大觀義學的命名由來、大觀義學的神祇信仰與學術宗派，對林本源家族的推崇和期許。其中「教化功能」是整體碑記的結穴點，也是大觀義學創辦的動機和目標，莊正對於械鬥而興教的邏輯推理如何？〈大觀義碑記〉：

程子曰：「治天下以正風俗、得賢才為本。」余謂非必天下也，即一都一邑亦然。風俗必本人心，關乎士習。賢才不遽得，當培養而至成之。然則化民成俗之原，興賢育才之道，莫要於建學立教。淡水，海外荒徼，入版圖最後，國初以前癈為狉榛，開闢百十年，瘴雨蠻煙，悉為含鼓嬉游之宇。然地富庶而人強悍，睚眦之怨，逞刃相仇連年，累歲亡身破家不休。其性耶習耶？其不學不教之咎耶？淡北距塹城學宮百餘里，惟艋舺有學海書院而甄陶未廣，僻壤孤村之士，既闉教澤，其有漫分氣類，畢生裹足不登書堂者，民風之陋士習之頹，職是故歟？

　　以上為碑記的起文之節錄，約分三層次，其軸心圍繞著「學校↹教育↹風俗↹械鬥」。第一層引宋儒程顥〈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箚子〉[37]，從「風俗」與「賢才」建立起總綱「建學立教」；第二層「其不學不教之咎耶」止，夾敘夾議寫淡水廳械鬥，「睚眦之怨」都可以「逞刃相仇連年，累歲亡身破家不休」，其原因即前述：地理邊荒及民性剽悍，特別是因性成習這個因素；第三層「淡北距塹城學宮百餘里」以下，從全面「淡水廳」收束於大觀義學所在「淡北」，繼續呼應第二層寫淡北械鬥，淡北距離淡水廳的廳治淡南竹塹（今新竹）遙遠，獨有一座艋舺學海書院，教化不溥，致使風習鄙陋，故「漫分氣類」起矣。

　　臺灣分類械鬥之「類」即指「氣類」。姚瑩〈臺灣班兵議〉：「臺地漳泉粵三籍，素分氣類，動輒械鬥。[38]」〈答李信齋論臺灣治事書〉：「以府為氣類，漳人黨漳，泉人黨泉，粵人黨粵，潮雖粵而亦黨漳。[39]」莊正所述亦然。「氣」源自古「气」字，大自然雲氣的象形文，雲氣具有流動特質，抽象概念化後，成為天地一切事物組成的基本元素，以及人類與生物所具備的生命能量或動力。中國傳統觀念，氣之於人乃必然之存在，且會順生長環境而顯出差別相，同一生活環境的人往往禀受相似的氣類型態。這個普遍使用的詞彙，在朱子學可以找到溯源的理論依據。〈大觀義學碑記〉：「為屋二，中祀文昌帝君，券諸生之文明，奉濂洛關閩五先生，示學術之標準。」宋代理學的發展，朱子是繼承從周濂溪、張橫渠以至二程子以來的討論而蔚成大觀；清康熙尤重朱子，在政治與地方推波助瀾之下，福建省朱子學昌盛，號稱「閩學」，臺灣移民多自閩來，行政區為閩省下第九府，濂洛關閩五夫子順理成章被崇奉為學術神。

理學家的論述，以天地間有兩種「根源存在」：「理」與「氣」；「理」是形而上之道，生物之本；「氣」是形而下之器，生物之具。朱熹主張「性即理」，「性」擡高到「理一」位置，圓滿具足，無所謂顯隱，言「性」之開顯或遮蔽，那是種種「氣」之滲雜所生的蔽障。朱熹〈經筵講義〉：「天道流行，發育萬物，而人物之生，……則又不能無所資乎陰陽五行之氣。而氣之為物，有偏有正，有通有塞，有清有濁，有純有駁。以生之類而言之，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，得其偏且塞者為物；以人之類而言，則得其清且純者為聖為賢，得其濁且駁者為愚為不肖。[40]」氣的流行定位方式：偏／正、塞／通，決定人與物的分別；而氣的正與通之下，猶有清、濁、純、駁的屬性分野，這些屬性形成各種氣質的人類，以上為：先天的「氣質之性」。

當不同的先天「氣質之性」，納置在人的成長過程中，還會受到後天習染的影響。其初以家為基點，進而處於同一生活區域（生活圈）的家，經由社群彼此之間的互動聯繫，在情境氛圍裡共鳴類感著個體氣質中的相同部分，久而久之，漸漸蘊釀→塑造→凝聚出群體的氣質形態。這種共鳴作用朱熹謂之「感格」，群體氣質即謂之「氣類」。朱熹解釋祭祖之禮時，說「氣類固已感格[41]」，表述的範疇與內涵：家族世代因血緣承繼了相似的個性，家族成員受處在共同的生活環境、家庭教育而交感出相似的行為與思維質素；因為這樣的緊密聯結，祭祀產生了意義。朱熹又曾舉呂子約為例，說：「某嘗謂氣類近，風土遠；氣類才絕，便從風土去。且如北人居婺州，從來皆做出婺州文章，間有婺州鄉談在裏面，如呂子約輩是也。[42]」呂子約本籍山東青州東萊縣，具北方人之氣質，其後徙居浙江婺州，遠離了故里，便隨著移入地氣質的貼近感染，北地氣質淡化，文章轉出婺州人的南方風格，此即是群體氣類的無形作用。

　　上述學理下落運用到現實社會層面，普遍而言，人的氣質隨外在牽引而變化，處在同樣時空環境的人，其氣質易於吸引聚合而形成「類」，如此轉變的結果總稱之「氣類」。由此推繹，各地的風土習俗就是各地氣類的形象產物，故學者或曰：氣類與風土是一體二面，社群氣類即風俗，不同的是風土偏重地域面和形式面[43]。臺灣的分類械鬥，以地緣為氣類，內化心靈意識，組成龐大群體，共同處理解決所面對的問題，形成以地緣為名的械鬥型態。經由這樣的分析，前述宦臺人士以風俗民性說解讀臺灣，也就不言可喻了，而針砭氣類的方法自然而然也就莫過於加強地方教育，從根本處轉化民間氣類了。〈大觀義學碑記〉所述義學的成立與目的亦在此。〈大觀義學碑記〉又說：

夫湮鬱之開在人不在地，轉移風氣在士不在民，士為四民之首，一舉一動，關係民風。士習端則民生觀感興起，日趨於善，漓則鄉里效尤放縱，日騖於爭故。為士者望彌重，責亦彌重。諸生既誦法先聖，號稱衣冠之士，非徒株守章句，揣摩時尚，以弋取科名而已。所當納身禮讓之中，以變移鄉俗為己任，修於身而型於家，日與子弟鄉人言，出入友助和親康樂，共為堯舜之民，興仁興讓，且徧國俗；中原禮讓之邦，文物之地，何能以加茲？

　　這段文字本旨在推崇林維讓、林維源，「士為四民之首，一舉一動，關係民風」、「納身禮讓之中，以變移鄉俗為己任」，林氏兄弟正是如此之典範，以知識分子的道德反省，親身奉行禮義，積極建設地方教育，提倡政教風化。莊正進而認為大觀義學的教育，必能移風易俗，讓湮鬱蠻荒的臺灣，升格為如中原一般的文化美境，誠然，這是莊正〈大觀義碑記〉的最高創學理念。

五、結語

    義學乃為民間孤寒子弟專設之地方蒙學教育，清治臺灣的義學約別為四類：官費設立、地方行政長官義捐、地方政府主倡籌集民間義捐、純粹民間人士義捐。大觀義學為純粹民捐，創設之因由，肇起於咸豐至同治年間，臺北地區的大規模械鬥，北臺重要的漳籍領袖──林本源家族林維讓、林維源兄弟，嫁妹於泉州舉人莊正，以「漳泉聯姻」及「創建義學」，竭力表達調解糾紛與致力祥和之誠心；自此地方文風丕起，士氣民情駸駸日盛；其始末載於〈大觀義學碑記〉。本文從概述義學流變切入，接續討論碑記撰寫人、大觀義學成立的械鬥背景，最後詮解分類械鬥的思想意識：「氣類」和「風俗」。

   〈大觀義學碑記〉是探討「大觀義學」的第一手文獻，碑記撰寫人莊正，為義學始倡人之一，兩次出任義學講席、掌理學務，居功厥偉。惜乎！其詳細的生平經歷多付闕如，本文初步透過板橋存留的莊正墨蹟三件：〈大觀義學碑記〉、接雲寺三川門匾額、林本源園邸來青閣匾聯；梳理判讀莊正客寓板橋之時間，雖大抵略可掌握，唯其中仍有疑問未廓清，殊感抱憾。

    審視〈大觀義學碑記〉，以「教化功能」為全文軸心，莊正認為消弭「氣類」端賴地方教育，從人心根本處轉化之，最後必能薰陶振作，接軌中原文化。細繹史實，臺灣頻繁的械鬥動亂，洵為政治、經濟等多元因素總和之結果，龐雜繁複，很難簡單討論，而清政府視臺灣為邊陲荒陬，民性憍悍、風俗浮動，是導致亂盪難治之主因，臺灣設置義學，目的即欲以教化之文治力量行政治管理之效，歷來宦臺重臣如高拱乾、藍鼎元、徐宗幹、姚瑩……等，莫不如是觀，因此，強化基礎蒙學，設教興學，以「移風易俗」，遂成為治臺革弊之要策。身為流寓文士的教育家莊正，亦賡續此條路線撰寫碑記。

　　板橋，是一個廣大變遷的多元文化地理空間。在地方開發史上，大觀義學之創立，表徵著板橋由「移墾社會」躍升「文治社會」，轉型為臺灣北部的文教中心。莊正〈大觀義學碑記〉留下了驗證，成為今人貼近土地的最佳資料來源，而臺灣清治時期義學教育的歷史意義，亦由焉覘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