卡司米的部落格

本文篇章長,分為(一)(二),最後加上(三)進行碑記註釋與語譯,謝謝大家

「義學」與〈大觀義學碑記〉初探(一)

一、義學的起源和發展

「義學」又稱「義塾」，專為民間孤寒子弟所設立的免費學校，由所在地官民義捐成立，或官司創建，或個人私設，用以補官學之不足，學生入學年齡大約六歲至十一歲左右，學習讀書寫字，為地方性質的蒙學教育之一種。傳統用語，凡周濟公眾、與眾同之的事物，概多以「義」名之，南宋洪邁《容齋隨筆》：「與眾共之曰義，義倉、義社、義田、義學、義役、義井之類是也。[1]」清錢大昕《十駕齋養新錄》：「義者，蓋以眾所共設為名。今世俗置產以給族人曰義莊，置學以教鄉曲子弟曰義學，設漿於道以飲行旅曰義漿，辟地為叢塚以藏露骨曰義塚。[2]」檢索方志文獻，義學也常與義賑、義倉、義井、義塚、義渡、普濟院、育嬰堂......等設施並列，推之，乃跨屬於教育與恤政的公共福利事業。

義學的起源說法分歧，有學者認為其雛形可追溯至上古，《禮記‧學記》：「古之教者，家有塾，黨有庠，術有序，國有學。[3]」顯然，這是把義學視作古代鄉學，與後世義學不等同。「義學」一詞，典籍最早見《後漢書‧儒林傳‧楊仁傳》：「寛惠為政，勸課掾史弟子，悉令就學，其有通明經術者，顯之右署，或貢之朝，由是義學大興。[4]」唯此處所述為經書義理之學。下逮南北朝，《陳書‧徐陵傳》：「後主在東宮，令陵講《大品經》，義學名僧，自遠雲集。[5]」所指為佛教的名相訓義之學，仍與學校教育無關。《新唐書‧王潮傳》：「乃作四門義學，還流亡，定賦斂，遣吏勸農，人皆安之。[6]」學者認為相關性質和具體辦學情況很難考證，較不多論。大多數學者認為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的義學，起源於宋代。宋代義學，常冠以「族塾」，叫「族塾義學」，是宗族內為了照顧同一宗族子弟，由家境殷實之家，建立的家塾、族塾、宗塾。此類由宗族組織所辦的民間「族塾義學」普遍分布各地，規模有大有小且各具特色；小者塾師一名，學生數人；大者名師薈萃，生徒眾多，甚至藏書萬卷，分級授課，足以與「官學」媲美。

根據《元史‧孝義傳》，北宋太宗時，南康建昌人洪文撫，在所居雷湖北側崇飾書舍，招來學者，弦誦不輟，太宗聞而嘉之，飛白一軸「義居人」以賜之[7]；有學者認為這就是宋代「族塾」意義上義學的開始[8]。但一般研究指出：族塾義學肇啟於范仲淹。北宋神宗皇祐元年（1049），范仲淹在家鄉蘇州吳縣，捐靈芝坊祖宅創「義莊」，購買良田千畝，號曰「義田」，以養濟族眾；隨後又置屋聘師，開辦「義學」，以教育族人子弟。《范仲淹史料新編》：「范文正公常建義宅，置義田、義莊，以收宗族，又設義學以教，教養咸備，意最近古」、「暨公登第立朝，為守為帥，以至大用，名位日盛，祿錫日厚，遂成義莊、義學，為其宗族者宅于斯，學于斯」[9]。范仲淹卒後，子孫恪遵祖訓、踵行志業，賡續發展蘇州范氏義學，繼而開辦書院，因范仲淹諡號「文正」，命名「文正書院」。范氏義學的成果，觸引起熱烈的迴響，官紳富豪們紛紛倣行，替本宗族置義田、義學，逐漸形成一個傳統，北宋中期已經蔚成風習，南宋更加普及流行。此類義學，以莊為基礎，提供固定田產作為義學的經濟基礎，義學結合義莊，從而保證義學的穩定經營，蘊涵「推廣教化」和「以富資貧」的雙重理念價值，滿足了民間兒童蒙學教育之需求。

　　宋代「族塾義學」以宗族為單位，僅限於教授本族子弟。元代，沿襲舊俗開辦族塾義學者猶頗繁榮，此外，在民間族塾義學的基礎上，「官辦義學」[10]漸次增加，義學傾向官學化。明代，義學的內涵與性質呈現多元樣貌，既有官辦義學，也有民辦義學；既有族塾義學，限招本宗族子弟，又有非族塾義學，不限招收本宗族，外族及外村的貧寒子弟都可以入學；有的置學田，有的則無，無者興廢無常。綜述之，元明時期，義學是官方或民間創辦面向貧寒子弟的蒙學教育，為清代義學的廣泛設置紮下根基。清代，義學流變進入巔峰，約分：官建、官民共建、民建等類型。官建由政府出資興辦，塾師束脩從國庫支取；民建大多數是通過民間捐田、捐銀、捐房設立，教學經費和塾師束脩從公款或公田支取；由於各地域的政治、經濟等情況不同，辦學規模亦不一。

　　清代的官辦義學，最早從旗人和邊遠少數民族起步。開國之初，專為八旗子弟設義學，教學目標為培養人才[11]；其後擴至京師，京師五城各設一所，放寛對象，不限八旗子弟。而洎康熙朝起，歷代皇帝皆下詔令貴州、雲南、廣西、四川等邊遠少數民族地區設置義學，宣講「聖諭」[12]，目標在利於教化統治。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）通行府、州、縣、衛，飭令建設義學，擇人司教，官辦的義學遂與社學[13]，組織為地方蒙學教育的重要機構。五十二年（1713）再度擴大內涵，議准省、府、州、縣多方設置義學，延請明師，「聚集孤寒生童[14]」，使其勵志讀書。五十四年（1715）諭：「宜窮鄉僻壤皆立義學，該撫即遍示莊村，俾知朕崇文好學深意。[15]」此時，義學即官方專為民間孤寒子弟所設立的免費啟蒙學校，其深度遍達於鄉莊村社之中。

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臺灣納入清版圖，為了儘速推行文教、方便管理，在「儒學」與「書院」[16]之外，亦透過設置義學來建立文教基礎。日人金川嘉子分析清治臺灣義學為四種：政府官費設立、地方行政長官義捐設立、地方政府主倡籌集民間義捐設立、純粹民間人士義捐設立[17]；大領域看來，還是不脫官辦與民捐兩類型。康熙四十三年（1704），知府衛台揆在臺灣縣東安坊府治之南設立第一所義學，至光緒二十一年（1895）乙未割臺，估計約二百餘所[18]。同治與光緒號稱鼎盛，以同治為例，南臺灣部分，同治八年（1869）分巡臺灣道黎兆棠在府城內外設置義學十四所，並舊有之道署官員子弟義學一所，以及臺灣、鳳山二縣番社義學[19]三所，合稱「道憲十八義學」；北臺灣則是：淡水同知嚴金清同治六年（1867）設竹塹義學四所，嗣又於各重要地區設置十一所，九年（1870）應巡道黎兆棠之議，又於竹塹城外設二所，十年（1871）再增設一所，總稱「淡水十八義學」。上述義學設有總查、幫辦，由臺灣道任命，負責監督，多由各府縣書院院長兼任，教師由每年府縣儒學生員中考選，學生均係閭里的幼童，定例正月二十日左右開塾，十二月二十日左右散塾，道臺於散塾前數日，示期諭知各塾師，帶領學生到署，親稽功課，年齡稍大者，評定甲乙，填列榜上，發交總查老師黏貼曉諭，分上中下三種獎賞，以示鼓勵。

　　至於民間義學，清治初期臺民忙於移墾，財力匱乏，尚無私人創設之義學。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）貢生胡焯猷，把位於淡水廳興直堡山腳（今新北市泰山區）的舊宅、田園八十甲、年收六百餘石租穀等，捐置「明志義學」，兩年後（乾隆28年，1763）淡水廳同知胡邦翰將義學改制為淡水廳所轄之官辦「明志書院」，尋遷徙竹塹城內。按臺灣義學常改易書院，然性質與程度仍屬義學[20]；臺灣縣東安坊府治之南的第一所義學，即額曰「崇文書院」。嘉慶十九年（1814）生員廖澄河於西螺堡（今雲林）創建義學，後改「振文書院」；道光三、四年（1823、1824）貢生曾拔萃於燕霧下堡（今彰化）創建義學，後改「興賢書院」，不一而足。純粹民間義捐設立而始終以義學為名，北臺較可觀、可考者即：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由士紳潘永清倡設於芝山巖開漳聖王廟（惠濟宮）文昌祠的「芝蘭義學」（今臺北市士林區）[21]，以及本文所討論的「大觀義學」。

二、〈大觀義學碑記〉的撰寫人

　　〈大觀義學碑記〉是解瞭「大觀義學」沿革的第一手文獻，撰文書寫人莊正，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籍，同治壬戌年（同治元年，1862）恩科舉人，字養齋，號誠甫；妻林要姬，為林本源家族林國華之女、林維讓與林維源兄弟之妹。連橫《臺灣通史‧林平侯傳》:「初，漳泉械鬥，歷年不息，及成，猶不通慶弔，維讓憂之，以其妹妻晉江舉人莊正。正字養齋，名下士也。至是來臺，與維讓兄弟合設大觀社，集兩族之士而會之，月課詩文，給膏火。自是往來無猜。[22]」民國七十七年（1988）盛清沂編纂《板橋市志》，第十九章〈文藝〉逯此碑記，列入「流寓本市人士之作」，文末註記：「莊正，字養齋，福建晉江人，同治間舉人。板橋富紳林維讓妹壻也。[23]」

　　板橋現今仍存留莊正墨蹟三件：其一、大觀書社右壁〈大觀義學碑記〉，碑記末題「同治十有二年癸酉中春溫陵莊正并書」[24]。其二、接雲寺三川門匾額：「同治甲戌年春月穀旦『種諸善根』溫陵莊正敬獻」[25]。其三、林本源園邸來青閣懸掛匾聯：「積善有餘慶，看今日仁周晉豫，寵錫絲綸，定卜畫堂開綠野；人生惟行樂，且偷閑嘯傲煙霞，平章風月，靜憑曲檻數青山。」上下聯跋云：「時甫仁弟大人富而好禮，義必勇為，側聞晉豫奇荒，義粟仁漿，遠周兩省，楓宸錫命，萱室蒙庥，可謂能貽令名矣。暇日抒其胸中丘壑，結搆園亭，怡情花鳥，誠翩翩濁世佳公子也。爰書數語以紀其實。戊寅冬月養齋莊正。」[26]前兩件莊正自署「溫陵」，後一件自署「養齋」。

    溫陵，泉州郡治之雅稱，是一個形象化概括地形氣候的地名。根據福建志書所述，泉州地處高阜、燠多寒少；高阜為陵、燠多為溫；唐初已別名溫陵，故古泉州人常以「溫陵」自稱[27]。明洪武二年（1369），福建全省八路，先後改為八府：福州、建寧、延平、邵武、興化、泉州、漳州、汀州；泉州府領七縣：晉江、南安、同安、惠安、安溪、永春、德化。清承明制，泉州府仍為閩八府之一；雍正十二年（1734），永春升為直隸州，德化歸其所轄；泉州府餘五縣：晉江、惠安、南安、安溪、同安。晉江屬泉州府轄下縣，職此，莊正循地方慣例，自稱「溫陵」人，無誤。

　　〈大觀義學碑記〉：「歲癸亥，余游寓於茲，思有以洗滌而振興之，商諸外兄弟觀察林君維讓、維源，首倡貲創學舍於枋橋東北隅，月集諸生考課。余不忝司月旦，既砥礪其德業，亦柔和其心性。」按「歲癸亥」即大觀義學創建年：同治二年（1863）。莊正向林維讓、林維源倡議興辦義學，林氏兄弟隨即出貲發起；學舍完竣，莊正出任首屆講席，主持學務。同年，莊正歸返泉州，十年後才再次來抵板橋，此年即大觀義學擴建落成年：同治十二年（1874），歲次癸酉；亦就是〈大觀義學碑記〉撰寫年。〈大觀義學碑記〉：「余內渡十年，再遊斯土，深幸士氣民情駸駸日盛，由是薰陶振作，使游淡北者，謂斯之風俗人才絕冠海邦，豈不懿哉？」再次來臺的莊正，觀看大觀義學十年化民成俗的辦學成效，深感欣慰，而林本源也再次邀請莊正出任講席、主持學務。碑記：「余忝倡是謀，且兩登講席，敢不揣固陋而為之記。」所謂「兩登講席」之時與事，脈絡清晰可考。雖然如此，莊正首次「來臺」與「在臺」，應更早於同治二年，臆測不晚至咸豐中葉，緣於親身經驗「咸豐〜同治」臺北大械鬥之慘烈，痛定思痛，遂有興學之思。

    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再次主講大觀義學後，莊正繼續寓居板橋，翌年獻匾接雲寺[28]。接雲寺主祀觀音，金身由中和柯仔崙石壁湖「慈雲巖」[29]奉請而來；慈雲巖創建於雍正年間，咸豐三年（1853）艋舺泉人火攻中和漳人，化為焦土而廢寺，林本源家族林國芳將觀音移駐板橋城內西北隅建廟，咸豐六年（1856）動工，同治七年（1868）竣工；其後林本源拓建五落大厝，光緒四年（1878）接雲寺遷移今址西門街，重新破土動工，光緒十三年（1887）完竣，一直是大板橋地區首屈一指的觀音信仰中心。莊正匾題「種諸善根」[30]，善根為佛教術語，善、善法，根、根本，意謂能生出善法的根本，指好的根性、良善的特質，這是以樹根作譬喻，形容「善法」猶如樹根一般能生長，故取名曰「善根」；莊正勉勵接雲寺信眾，時時刻刻修養善心善行，種諸多善根，廣結善因緣，以成就人我。落款：「同治曱戌春月穀旦」，甲戌為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，春月統稱春季初、仲、暮三個月，穀旦則是吉日的同義詞[31]，「春月穀旦」表述不確定的月與日，泛說春季吉日而已。由此推之，自前年（同治12年）「中春」（仲春二月，〈大觀義學碑記〉），光陰荏苒又一年春臨大地，莊正始終在板橋。

林本源園邸來青閣「積善有餘慶」匾聯，書贈「時甫仁弟大人」，時甫即林維源，林維源初名友逢，字時甫。上聯的跋文：「時甫仁弟大人富而好禮，義必勇為，側聞晉豫奇荒，義粟仁漿，遠周兩省，楓宸錫命，萱室蒙庥，可謂能貽令名矣。」大意謂：林家富裕且有德好禮，凡道義之所在必勇敢做去，聽聞山西（晉）、河南（豫）嚴重凶荒，捐輸施濟遠及兩省，皇帝賞賜，母親蒙受封誥，留下懿美之名聲[32]。按光緒初年，華北旱魃肆虐，光緒二年〜五年（1876〜1879）持續酷燥，受災區包含：山西、河南、陝西、直隸（河北）、山東等北方五省，並波及蘇北、皖北、隴東、川北等地，光緒三年〜四年（1877〜1878）山西（晉）、河南（豫）兩省尤甚，旱繼之以癘，赤地千里，饑民數百萬輾轉流離，鬻子食人，史家稱「晉豫奇荒」、「晉豫大飢」[33]，林維讓、林維源兄弟，都以母親之名捐款賑災，拯救全活不少人。連橫《臺灣通史》：「光緒二年，巡撫丁日昌視臺，邀維讓至郡。維讓病不能行，維源往焉。日昌語之曰：『方今海防重大，財政支絀，子為臺灣富戶，亦當稍報國家。』維源乃捐銀五日日日日日尚義可風』之匾。已而，維讓生母鄭氏，亦以山西之賑，自捐二十萬兩，賜『積善餘慶』之匾。[34]」莊正所贈聯語，即針對此義行而頌揚。落款年「戊寅冬月」，戊寅為光緒四年（1878），歲次戊寅。據此，推估計算，從同治十二年起，莊正留寓板橋六年左右。

　　綜括前文，仍有兩處疑慮：（一）同治十三年至光緒四年之間，莊正是否曾渡海回閩而後復來？（二）光緒四年以下，莊正是續寓抑或離去？何時離去？囿於文獻和才拙，明確答案猶待詳細考解。〈大觀義學碑記〉：「余以親舍白雲，未敢淹留；客路清風，無從恢廣。觀察君昆仲好義性成，圖始必能圖終，或後之君子有與余同志者，不獨諸生之感，亦余所厚望也。」此段文字透露，莊正主體性認定的角色為「客」，板橋執掌義學唯是「客路」，並無著根落地之規劃，而莊正不能長期居臺之故，係導因「親舍白雲」。「親舍白雲」比喻客居他鄉，思念父母；典出唐代狄仁傑。狄仁傑年輕時曾任并州（山西太原）法曹參軍，父母遠在河陽（河南孟縣），某日登太行山，遠眺河陽，見孤雲飄浮天際，狄仁傑指白雲說：「吾親舍其下。[35]」瞻悵久之，等到白雲移散才離開。「父母在，不遠遊[36]」，定省承歡乃人倫義理之必然，莊正深知之，衷心祈盼自己歸鄉離開後，林本源家族能夠貫徹始終，延續發揚大觀義學的教育事業。